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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党史|【1926】北伐战争风起云涌
日期：2021-04-02 12:04:04
来源：党委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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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军阀内部派系林立，军阀割据一方。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形成了统一战线。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明确指出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广东革命势力向北发展。为了实现国家统一，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
北伐战争纪念馆
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以及发动工农群众反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北伐军制定了正确的行动方针，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共产党人叶挺领导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第四军独立团是北伐先锋。在各界民众的支持下，北伐军高歌猛进。进入湖北后，军阀吴佩孚企图凭借汀泗桥、贺胜桥的险要地势阻止北伐军的进攻。经过浴血奋战，北伐军终于在8月下旬攻下汀泗桥、咸宁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并在10月10日攻占武昌。在战斗中，叶挺独立团战功卓著，所在的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叶挺更是被誉为北伐名将。曹渊等一批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与此同时，北伐军向江西进军。经过艰苦战斗，11月占领九江、南昌，并一举歼灭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同时，福建、浙江等省的军阀也纷纷倒向北伐军。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仅半年，就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控制了南方大部分省区。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也控制了西北地区，并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的胜利大局已定。
北伐途中，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广东、湖南、湖北等省领导工农群众积极参与运输、救护、宣传、联络等工作，为北伐胜利进军提供了有利保障。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为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中山舰
当蒋介石反革命势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日益膨胀，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的斗争愈演愈烈之际，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他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共产国际代表主张退让。在妥协政策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中共中央没有接受这一主张。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他从这一次的试探中进一步摸清了共产党人存在的弱点，从而加紧他的反共活动。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同年5月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谭延闿、蒋介石等9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蒋介石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整理党务案》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鲍罗廷一样，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内部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意见并不一致，在鲍罗廷的压制下，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要大家接受，使得《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
同年7月份，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回顾了从上年10月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广州3月20日事变，国民党中央5月15日会议等，都是一贯对共产党的进攻，是同帝国主义军阀反赤运动相呼应的。会议把过去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划为新右派的代表，进而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会议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计偏高，强调“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的一面，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会“使革命运动流产”。关于北伐战争的问题，会议没有看到革命阵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集中到争夺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方面，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上，而忽略了军事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只是“参加”一些工作，只是“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而没有认识到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关于农民运动的问题，会议片面地指责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因而对农民运动作了许多不适当的限制。
这年底，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正在发展变化中的政治形势，据以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险，危及整个民族革命的前途。报告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很右，但报告所着重批评的却是党内的“左”倾，而且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倾错误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出卖革命这个造成分裂危机的根本原因。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会议的决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质上这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要求。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能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这次会议的决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同意。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